第十四章

　　《蘇報》原是壹介普通的小報，在風氣漸開的19世紀末，上海這個華洋雜處的所在，集聚了太多的有閑和有閑錢的人，學洋人辦報，是這些閑人和閑錢的壹種出路。《蘇報》的創辦人胡璋，不過是為了拿這個報紙生錢， 跟辦工廠、開錢莊差不多，只是胡某人辦得不好，賠累不起。轉給陳範之後，雖說陳有政治傾向，同情變法，但也跟銀子沒仇(不掙錢的報紙辦不下去)，所以，也得謀經營之道。談政治雖然危險，但在那個年月，卻是時髦 ，有市場。據阿英研究，在19和20世紀之交，中國的通商口岸，講政治是最受歡迎的，連小說不講政治都沒有人讀。只是《蘇報》最初談政治，完全是康黨(康有為)的口吻，可是隨著朝廷政治顛三倒四地開倒車，戊戌政變 ，直至鬧到庚子之變，殺教士和教民，打使館(外國輿論以為我們在搞恐怖主義)，鬧完之後，又遲遲不肯認錯，《蘇報》也逐漸地走向激進，傾向革命了。當然，這裏也有市場的原因，因為在這個時候，越是激進的言論， 才越是引人註意。其實，《蘇報》案的壹幹主角們，跟孫中山不壹樣，當初也都是康黨，或者傾向維新的，章太炎就參與過《時務報》的事務。由改良轉為革命，也都是由於對清政府的失望。

　　《蘇報》上梁山，有清政府的催逼，也有市場的拉動，當然，壹個很關鍵的催化劑是存在租界這種國中之國。《蘇報》案的“重罪”(按大清律是要淩遲處死的)輕判，對於後來的輿論界的形成，起了很正面的作用，遊 蕩於租界內外的知識分子實際上受到了鼓舞。從那以後，輿論界壹發不可收拾，形成了對清政府改革(新政)的巨大壓力，起了改革的推進和校正器的作用，主持改革的政府，稍有不慎就會被罵得狗血淋頭。

　　神經過敏的“經濟特科”考試(1)

　　在清朝歷史上，舉行過三次特科考試，前兩次是所謂的“博學鴻詞”，發生在康乾時代，說是收攬不善八股的博學之士，其實無非是對漢人士子、尤其是對那些對清朝滿人統治還不太帖服的士子，來點收買和誘惑，在選 官制度本身，實際上是種點綴。最後壹次，是“經濟特科”，是清末改革時期的產物，本意是要選拔壹些懂點西學或者治國強兵非常之術的人才，來救急的，其本身也蘊含著選官制度的進壹步變革。可是，做點綴的，搞得熱 熱鬧鬧，所取之士壹時也洋洋大觀；而救急的，卻虎頭蛇尾，草草收場。

　　開經濟特科的主意，是百日維新前夕的1897年，由時任貴州學政的嚴修提出來的。嚴修是當時的改革派人士，骨子裏跟康梁沒什麽區別，只是對教育救國更加熱衷，由於對變法的政治操作卷入不深，政變後賦閑，沒有受 到懲罰，後來成為南開的創辦者。這裏，“經濟”的概念，還是傳統意義上的某壹種，“經國濟世”的意思，非後來從日本轉口的“經濟”(economic)，但已經開始有點接近了。可是，經濟特科的提議，由於維新變法命太 短，還沒有來得及實行，就胎死腹中，壹直等到鬧出了庚子國變，逃到西安吃羊肉泡饃的西太後終於想明白了，原來洋人並不在乎中國的統治者是誰，為雄是雌，反過來打算再搞新政時，才重新提上日程的。

　　經濟特科非壹般的常科考試(即壹般所謂的會試)，應試者需有中央和地方大員的保薦，條件相當苛刻，壹般都要有點擅長西學的名聲，至少，得像楊守敬那樣，精通地理之類的“實學”(楊也在保薦名單之內)，按當 時人們的認識，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稱得上經濟之才。由於大亂之後，朝廷有心改革，而且經濟特科，實際上是改革的第壹步，所以，朝野上下，雖說戊戌變法被鎮壓、庚子之變受打擊的改革勢力余痛未消，義和團時代，懂西 學的人被當二毛子追殺的余悸尚在，但還是有人對此表示了相當的熱情，幾十上百的曾經留過學、或者喜歡格致之術的人士被“挖掘”了出來，自1902年11月朝廷下詔要求重開特科以來，陸續有370余人被保薦出來，準備應試 。

　　然而，考試前夕發生的兩個案件，卻給考試蒙上了陰影。壹個是蘇報案，壹個是沈藎案，兩個案件都牽扯到革命黨人，牽扯到革命黨人顛覆清朝政府的宣傳鼓動。而革命黨人，在朝中的某些人看來，往往跟西方和西學有 種模模糊糊又難解難分的關系。沈藎給杖斃了，但章太炎和鄒容，卻在租界的庇護下還活著，引渡蘇報案的涉案人員，未能如願；杖斃沈藎，居然還引起了西方的陣陣饒舌，這壹切，都令西太後不舒服，讓朝中大臣義憤填膺 。在剛剛過去的歲月裏，朝廷進入了倒退的軌道，不僅力主學習西方的改革者成了顛覆國家的罪犯，就是那些稍微懂點洋務的大臣，只要在義和團興起的時候還待在北京，也有性命之憂。戊戌之後的開倒車，開得國家大亂， 兩宮西奔，事過之後，雖然西太後的腦筋有點轉過彎來了，但朝中大批頭腦冬烘的人並沒有那麽輕易地放棄成見。對他們而言，對洋人妥協是壹回事，但對本國人，還是要嚴防西方思想的“和平演變”，在他們眼裏，凡是通 西學的人，大多思想不穩，有不軌的嫌疑，而預備參加經濟特科考試的人們，恰是這些人的大集中。於是乎，壹時間，京城上下，謠言四起，說這些應試者裏，有大量的革命黨。有些人本來就心有余悸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幹脆 就不來應試了。

　　當時的清朝政府，改革派非死即逃，剩下的也基本上遁入上海租界或者在鄉野裏做嚴子陵，熱心變革的只是壹些通曉時事的務實派，像張之洞、袁世凱這樣的人。頑固派雖然受到懲辦禍首的打擊，但畢竟人數眾多，實力 尚存，尤其是像瞿鴻ND324這樣的以當日清流自居之輩，雖然自身還算清廉，但頭腦冬烘，嫉“西”如仇。承辦蘇報案的兩江總督魏光燾，則是壹個既貪財好貨，又頑固保守的政府大員的代表性人物，正是此人，借辦理蘇 報案之機，把很多各地保奏的應試者，都指為革命黨。至於作為統治集團的滿人親貴和官僚，更是昏聵自閉，像端方這樣比較開明的公子哥，已屬鳳毛麟角，連貪財好貨但比較務實的慶親王奕NB036，居然算是難得的有用 之人了。辛醜議和前，幾乎所有的在京旗人都罵李鴻章是漢奸，等到聽說李鴻章要來議和了，又都歡欣鼓舞，議和完了，大家再罵他是漢奸，但心裏都踏實了，大家還像過去那樣過日子。

　　說起來，西太後實際上為政並不保守，更談不上頑固，不然同光新政(我們說的洋務運動)怎麽搞起來的？甲午戰敗，據她自己講，經常和光緒兩個抱頭痛哭，她心裏知道大清國非變法不能存活，只是由於對權位的戀棧 ，在滿人保守派權貴的“忽悠”下，發動政變，結束了百日維新，此時再提變法，心中未免尷尬，但又不能不提。只是既要舊事重提，再作馮婦，又不能改正當年之失，在提防著光緒的同時，把康、梁等人，決然地擋在國門 之外，事實上也恨死了這些成天嚷著讓光緒親政的保皇黨。然而，過去的倒行逆施，不僅使她添了保皇黨這個敵人，而且孫中山的革命黨也乘機成了氣候，壹些原來的康黨，也壹改改良之道，趨於激進。壹個孫中山尚未擺平 ，蔡元培、章太炎、黃興、鄒容、陶成章、章士釗等壹群來自四面八方的知識分子都祭起了反滿革命的大旗，不由得不讓老太婆焦心。依這個頗為倔犟的老太婆的脾氣，就是改革，也要堅持自己的原則，壹不能招安革命黨， 二不能啟用保皇黨。這樣，當然使得本來西學資源就十分缺乏的中國，改革陷於人才困局之中，開經濟特科，從某種意義上講，就是力求解困。可是，事態的發展，偏與願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