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

　　小時候，我中學有個很好的朋友，父親是朱耀華的後人，跟張輝瓚有親戚關系，由於不滿於現實，而傾向革命，後來卻被發配到了黑龍江的北大荒。他和父親，壹直都在為張輝瓚背黑鍋，混都混不過去，因為那是領袖詩 裏提到的反面人物。在文革期間，革命小將見了他家的人，就會背誦：“齊聲喚，前頭捉了張輝瓚。”

　　記得有位著名的歷史學家說過，在歷史上，凡是跟共產黨作對的人，不管妳出身有多麽的高貴，身份多麽高雅，下場都很慘。這話不壹定全對，但對於某些人來說，卻千真萬確。張輝瓚，就是這樣壹個很慘的人，很不幸 參與了第壹次“圍剿”，很不幸碰上了毛澤東，碰上了毛澤東又不趕緊逃，還逞能孤軍深入，更不幸的是大名被毛澤東的詩記錄了下來，想不遺臭萬年，難！

　　盧作孚之死

　　人們都知道，關於中國的民族工業，毛澤東有“四個不能忘”的說法：重工業不能忘了張之洞，輕紡工業不能忘了張謇，化學工業不能忘了侯德榜，運輸航運業不能忘了盧作孚。而這個中國人不能忘的盧作孚，在1952年 的“三反”運動中自殺，當時新華社內參報道時，在盧的自殺消息上，加了“畏罪”兩個字。

　　跟張謇相比，盧作孚只能算是中國企業家的第二代，不過，他卻是第二代中的翹楚。他以壹條百噸的小輪船起家，十幾年就發展成為擁有幾百艘輪船的航運業巨頭，民生公司的客船，無論什麽時候都壹塵不染，服務生彬 彬有禮，壹副學生模樣，客人上船，無論貴賤，壹律有艙位，有飯吃，有水喝，但是卻沒有其他客運船上常見的黃、賭、毒。民生壹出，當時橫行於中國江河湖海的外國公司太古、怡和、大阪，和中國的輪船招商局，都為之 黯然失色。

　　盡管盧作孚壹手打造出民生公司這個航運巨子，但他卻並不認為公司是自己的。解放以後，在全國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還沒有提上日程之前，他就把公司交給了國家，實現了公私合營。盧作孚壹家，過著最簡樸的生活 ，布衣素食，連自己辦公的桌椅都是公司的。按道理，像盧作孚這樣的人，在壹個以反貪汙為目標的政治運動中，是不會有什麽事情的，但是局勢的發展，卻出人意料。我們知道，在共和國歷史上，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屬於 壹個運動，“三反”在前，主要針對國家幹部，“五反”在後，主要對付的是私營資本家。在“三反”階段，盧作孚就陷入運動漩渦裏，成了某些運動員的獵物。查賬的人來了，動員大會開了，面對面、背靠背的揭發開始了 ，或明或暗的，都瞄著盧作孚。壹天，終於有了重大突破，有人揭發，盧作孚在某次上北京開會期間，收買公司的公方代表。揭發者不是別人，恰是盧作孚的通訊員，壹個從小被盧收養的孤兒，壹直被盧視為自己兒子壹樣的 人。

　　盧作孚死了，很是經過些大風大浪的他，對於這種群眾運動的壓力，完全不能適應，他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，留下遺言，要家人把借用公司的桌椅還掉。後來很快就查明，所謂的收買公方代表事件，不過是盧作孚和公 方代表壹起上京開會期間，他個人掏腰包壹起吃了壹頓飯。除此以外，在盧作孚身上，查不出任何壹個哪怕細微的問題。

　　到新中國成立，中國的企業家已經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奮鬥歷程，成長起兩代人來。在與外國資本角力中殺出來的第二代，不僅學養、素質堪為社會精英，就是經營方式，也中西貫通，令西人嘆為觀止。只是，這兩代人 尤其是後壹代人，在進入新中國之後，基本上沒有發揮多少作用，過急過快的改造，“豬沒養肥就殺了”，使得這些人很快就退出了歷史舞臺，成為拿定息的食利者。當中國人再次意識到市場經濟的價值時，這些企業家大多 已經人去燈熄，不死的也已垂垂老矣，國人不得不再壹次從頭再來，重新培育自己的企業家。又過了幾年，人們發現，跟當年企業家多由社會精英、書香門第出之不同，新生代的企業家魚龍混雜，就是那些最優秀的分子，所 作所為，也經常令人頭痛。

　　杜月笙的“維權”生涯

　　杜月笙是舊中國上海的青幫老大，也是上海灘著名的“聞人”。按著名報人徐鑄成的說法，流氓首領，幫會領袖，不管妳有多大聲勢，只能叫做“大亨”，上海灘夠得上“聞人”的只有有數的幾個人，而杜就是其中之壹 。

　　作為幫會頭子，走私販毒、包娼包賭，這些活計肯定是要做的，而且手眼通天，人脈極廣，全國的軍政要人、幫會同道並土匪馬賊都買他的賬。據說當時如果丟了特別緊要的東西，只要杜老板肯幫忙，不管丟在什麽地方 ，都是可以物歸原主的。在上海，無論什麽時候，杜老板進到哪個舞廳，所有人都會停下來恭敬地看著他，樂隊馬上改奏迎賓曲。當然，如果杜月笙的本事僅限於此，那麽他就擔不起“聞人”二字。杜月笙的本事在於，他經 常能做點好事，上海幾乎所有大學，他都是校董，免不了要大筆地捐錢；凡是像點樣的公益活動，都有他的身影，慈善募捐，認捐的頭幾名，肯定有他的名字。無論是失意政客還是落魄文人，只要妳有名，到了上海，他都養 著，給房給錢，而且給得相當巧妙，不讓妳有吃賞飯的感覺。大名鼎鼎的段祺瑞、楊度，都吃過他的飯，而且，就是在吃杜老板供養期間，楊度變成了中共的秘密黨員。

　　杜月笙之有名，還在於他在跟上流社會打交道的同時，並沒有忘了幫會原初的宗旨，以特殊的方式為某壹部分下層百姓討利益。因此，在上海的普通民眾眼裏，杜老板的口碑也是相當不錯的。當時的上海，不管妳是街頭 的小販，還是四馬路的流鶯，受了欺負，只要運氣足夠好被杜老板知道了，他就會管，而且肯定會給妳壹個說得過去的說法。在國民黨政府控制下的黃色工會，不再替工人說話，或者組織罷工時，杜月笙和他的門徒就承擔了 這個惹事的買賣；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許多工人罷工，都有幫會的背景，特別是那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的碼頭工人、人力車夫的“維權活動”，都無壹例外地得到了杜月笙的支持。為了支持這些罷工，杜月笙甚至不惜冒跟政 府當局搞翻的危險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杜月笙之所以在抗戰以後，在國民黨政府那邊越來越失勢，1948年連兒子都因所謂破壞金融秩序的罪名抓了起來，很大程度上是他這種替工人“維權”的行為所致。事實上，上個世紀二 三十年代，共產黨人還熱衷於工人運動的時候，也必須借助杜老板的力量，早期上海總工會的會長汪壽華還拜山入了杜月笙的山堂，只是後來蔣介石搞“四？壹二”政變的時候，受到各方的壓力與誘惑，杜月笙又出賣了他。這 件事，後來成了杜月笙壹生悔之不盡的憾事。1949年以後，當他逃到香港，和在京劇界有“冬皇”之稱的孟小冬壹起生活的時候，還不斷地提及此事。